近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王珺共论改革开放30年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未来持续增长的动力仍然将来自改革和开放的力度。如果我们在经济体制的土地、金融、财税价格体系上进行调整，并进一步推动与之相配套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未来仍然将以9%的高速度持续增长15年左右。”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大胆预言。
长期看制度
周天勇认为，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年均7.4%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一定也必然与此前三十年一样，将伴随着整个经济和行政体制的改革而持续增长。王?教授对此观点亦表示认同，他认为展望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不变的基本规律依然是“长期发展看制度，中期看结构，短期看市场”。而从广东的产业结构角度出发，不断变化的市场以及未来有望继续推进的体制改革，均将对广东企业的发展带来相应的挑战和机会。
首先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需要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两难。一种观点认为按照我国能源、土地、淡水、矿产资源的约束以及环境的承受能力，这种经济增长最高的速度是7%；另外一批学者则认为不能光看资源、环境、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经济增长速度还要看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满足就业的需要，这样即使经济结构不像重型化偏移的情况下，解决经济增长最低的GDP都需要9%.这两种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两难：既要解决就业和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也必须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
其次产业渐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趋势，对持续增长的就业能力产生了挤出效应。虽然大的水电站的建设，大石油项目的建设强劲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强劲地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对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弱。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国有企业从8000万人减少到2000多万人，集体企业从5000多万人减少到700多万人，本身就是资本技术有机构成变化排挤劳动力的现状，这种驱使下可能发生高增长和低就业的局面。
最后一个问题则是外向依存度高企对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今年大家深有体会，外部经济的波动给我们带来比较大的问题。
归根到一点：就业
然而这些问题归根到一点，就是如何解决未来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进而延伸出分配的公平问题。
从历史数据看，1990年的时候，城镇人口的从业率是56%，就是100个人有56个人工作，到了2007年100个城镇人口只有46个人工作，十几年下降了8%左右，如果按照此比例推算，2007年城镇人口失业率在15%左右，我个人觉得今年、明年城镇人口失业率会达到16%-17%.
我们的宏观经济对增长的速度，对物价是非常敏感的，就是没有人对真实的失业率进行关注，许多国家失业率是重要的经济指标，失业率的发布影响到股市、楼市以及投资的前景。
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反而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失业的情况，对于投资者研究经济和整个的就业以及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害，是否重大的缺陷？我想未来会继续在重工业的道路上前进，在大企业、大资本项目推动的发展道路上前进，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及个体户的环境是非常之差，未来农业劳动力向哪里转移，大学生、城镇新增就业的劳动力向哪里就业，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中小企业减负：关乎社会公平
如果说不能大规模地发展中小企业、个体户、微型企业，而过于关注发展大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和社会间的收入分配会继续地恶化，城乡收入差距会继续拉大，基尼系数将继续提高。
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去年、前年做了非常有趣的研究，发现凡是中小企业比较多的国家，例如亚洲的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基尼系数很低，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顾及了社会分配的公正性，和传统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到U型结构趋势无法克服是不一样的。
拉美国家主要是发展大型企业，在国有化、私有化之间反复地摆动，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是非常高的，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国内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和江苏，因为这些地方的民营企业和个体户、中小企业特别的多，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贵州和甘肃，这些地方基本上个体经济相对于浙江和江苏是少之又少。
因此，解决收入的公平一定要从企业规模结构和要素参与生产总值的贡献基础上来研究和解决。听之任之是不对的，要想国家拿钱将倒U型的曲线填平更是不可能的，这是要素结构、企业规模结构和增长中利益分配的问题，公平性的问题。而要发展中小企业，财政税费以及行政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因为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所承担的财政和税费太重，创业环境过于恶劣。
观点
体制改革四大难点
土地体制改革：是否可以拥有抵押、融资、入股、流转的权利，表明是否可以优化配置，是否可以使土地推进经济增长，如果土地体制不改，就会拖累经济的增长。
金融体制改革：创新性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没有风险投资和融资的体系，中小企业的发展，充分地利用劳动力，没有中小银行的融资通道是不行的，这一点一定要进行改革，要发展中小银行，发展风险投资体系。
财税体制改革：改革要降低GDP的税费负担，降低企业的税负率和降低企业的费负率及隐性成本。
价格体系改革：理顺粮食、油、电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韩国处于广东GDP水平的时候，农业劳动力比例只有17%，但是广东去年农业的劳动力比例有27%，相差了10%，而且广东的第一产业的比重更加的低，27%的人创造了百分之几的GDP，这就说明广东城乡差距比较大。需要我们尽快的推进城市化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王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广东省经济学会会长
“13亿人口26万亿的产值，广东是9000万的人口，3.5万亿元的产值，平均来讲人均GDP广东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0%左右。做内需是完全不同的营销网络和销售方式的，要自己做推销，自己做市场的品牌，要自己打开市场的渠道，此时企业有怎样的能力，有怎样的资源，有怎样的本事来做此事，这就是广货在本次调整中遇到的问题。”
王珺：广东不可能走老路
“我们的成本比别人高”
广东一定跟全国不一样。全国不一样的内容，则在于广东作为地方政府没有调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目前出现的情况以及下一步如何发展？
目前广东面临的挑战也很明确：就是全球经济衰退对外向型经济带来的打击、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支持转向消费支持的挑战和广东在地缘上并不是中国经济中心位置对未来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尴尬。
因此，广东经济想走回九十年代初期的模式，是不行的。前述三个挑战近年来得非常猛，年初谁能知道美国次贷危机引起120多家中小银行的破产？对于广东来讲，我们要估计到我们的成本要比别人高。长期发展看制度，中期看结构，短期看市场。
短期的增长主要是跟需求有关的。中期一定要看结构，现在广东讲的双转移是指结构的变化，还有组织的变化。
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就业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社会是否和谐。
我国十七大明确讲到要以人为本，是否可以调整过来，关键是看地方政府将就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是否可以替代GDP作为首要的问题，如果要认真地贯彻科学发展观，要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门难进，脸难看，不是服务的问题，而是政府治理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不是能够将就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不是说将GDP放在重要的位置。
“人才要到企业而不是政府”
长期看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制度的改革，未来依然是要看制度和政策会向什么方向改进。制度的问题影响着资源配置，比如说现代制度要围绕创新型的社会构建，创新型最基本的标志是什么，最优秀的人才要配置到企业，而不是政府。
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相对资源的价格和产品跟国际存在相对的价差，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要素价格偏低，用这样的红利赚取收益形成了1.8万亿美元的储备，而下一轮调整国内的制度，主要是在于调整国内资源配置的趋向，经济学最基本的就是资源配置，如何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将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到最有用的地方，配置到生产和创新的第一线。
因此，下一轮的发展制度建设仍然是最重要的，制度建设最基本的内容就是改变相对价格，将有用的资源配置到市场中去，要使创新能够发展，创业和创新结合起来，使社会上的商业结构尽早地进入社会和学校中，使商业结构和学校尽早地结合，而不是政府和创业人员的结合。
广东未来是否可以在这些方面先走一步？九十年代中后期有一种说法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全国有1/5的博士到了广东，推动了广东持续多年的发展，这就是人才的作用，同样也体现了资源配置到位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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